梁漱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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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漱溟(1893.10.18-1988.6.23),蒙古族,原名焕鼎,字寿铭。曾用笔名寿名、瘦民、漱溟,后以漱溟行世。原籍广西桂林,生于北京。因系出元室梁王,故入籍河南开封。中国著名的思想家、哲学家、教育家、社会活动家、国学大师、爱国民主人士,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,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,有“中国最后一位儒家”之称[1]
梁漱溟受泰州学派的影响,在中国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,并取得可以借鉴的经验。一生著述颇丰,存有《中国文化要义》、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、《唯识述义》、《中国人》、《读书与做人》与《人心与人生》等。[2]
中文名
梁漱溟
外文名
Liang Shuming
别 名
原名焕鼎,字寿铭,笔名寿名、瘦民
国 籍
中国
民 族
蒙古族
出生地
北京
出生日期
公元1893年10月18日
逝世日期
公元1988年6月23日
职 业
思想家、哲学家、国学大师
毕业院校
顺天中学
信 仰
佛学,儒学
主要成就
研究国学
代表作品
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《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》《乡村建设理论》
祖 籍
广西桂林
性 别

人物生平 编辑

梁漱溟 梁漱溟
1893年,梁漱溟生于北京,先祖为元世祖六子忽哥赤,故入籍河南开封。[3] 6岁,入中西小学堂。8岁后,先后就读于公立小学堂、蒙养学堂。13岁,考入地安门外顺天中学堂。
1911年,加入同盟会京津支部,顺天中学毕业后任京津同盟会《民国报》[4] 编辑兼记者。
1912年,任《民国报》编辑兼外勤记者。总编辑孙炳文为其拟“漱溟”作笔名。同年开始读佛典。
1913年正月,赴西安期间开始素食。年初,读幸得秋水《社会主义之神髓》,年末写出《社会主义粹言》。7月,向父兄表示志愿出家为沙门。
1914年2月,在《正谊》发表《谈佛》。
1916年9月,在《东方杂志》发表《究元决疑论》。蔡元培聘请先生到北京大学任教。
1917年,欲往衡山出家为僧,未能成志。12月5日到北京大学任教,为哲学门三年级讲授印度哲学概论。
1918年3月,在北大哲学门研究所开始讲授佛教哲学。10月,在研究所开设孔子研究。11月,在北大出版部出版《印度哲学概论》。
1919年1月,与陈大齐等人在北大发起组织哲学研究会。5月,北京爆发学生运动,先生在《国民公报》发表《论学生事件》。6月,开始写作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,欲以此书为《孔家哲学》、《唯识述义》两书之“引子”。
1920年1月,《唯识述义》第一册出版。本同年春,阅读《东崖语录》有感,遂放弃出家之念。暑假,访问金陵刻经处研究部,向欧阳竟无介绍熊十力。秋,在北京大学讲演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,讲演记录自10月始刊于《北京大学日刊》。
1921年,暑假间应山东省教育厅邀请赴济南讲演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。10月,该讲演由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初版。本同年四、五月间决定过农家生活,年末与黄靖贤女士结婚。
1922年,年初访太原,结识卫中并参观其所办学校。12月,发表《曲阜大学发起和进行的情形并我所怀意见之略述》。
梁漱溟全家旧照 梁漱溟全家旧照
1923年9月,在北京大学开设“孔家思想史”课程。
1924年,发表《重华书院简章》。秋,辞离北大,应邀前往山东菏泽任省立第六中学高中部主任。熊十力偕往。
1925年春,返回北京。后与熊十力及山东六中部分学生住什刹海讲学。
1926年1月,与师友迁居万寿山北大有庄同住共学。讲《人心与人生》。
1927年1月,应邀为北京高校讲演《人心与人生》、《我对于心理学上见解的变迁》等。
1928年春,访南京陶行知所办晓庄师范学校。7月,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。在广州期间,代李济深任广东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。提出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案及试办计划大纲。9月,发表《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书》,并为广东地方警卫队编练委员会讲演乡治问题。
1929年2月,北大考察江苏、河北、山西等处的村政实验。秋,赴河南辉县参与筹办村治学院。11月,发表《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》。
1930年1月,河南村治学院开学,任教务长。6月,主编《村治》,于该刊发表《主编本刊之自白》、《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》等文。11月,发表《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》。
1931年1月,赴山东邹平筹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。6月,该院成立,任研究部主任、院长,倡导乡村建设运动。
1933年2月,教育部召开民众教育家会议,推选先生等五人起草民众教育在教育系统中的地位的草案,先生负责执笔,写成《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》。同时,被教育部聘为民众教育委员会委员。10月,接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。
1937年3月,《乡村建设理论》出版。8月,作为国防参议员出席参议会。
1939年11月,与黄炎培等人发起“统一建国同志会”。
1940年夏,参加发起“中国民主同盟”,任中央常务委员。在四川璧山来凤驿创办勉仁中学。
1941年3月,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,任常务委员,并代表民盟前往香港创办《光明报》并出任社长,途经桂林时在广西大学讲学两个月。
1942年2月,赴桂林,开始写作《中国文化要义》。
1946年5月,任民盟秘书长,以民盟秘书长身份,参与“第三方面”人士参与国共和谈。9月,勉仁国学专科学校在重庆北碚成立,后改为勉仁文学院。11月,国共和谈破裂。先生回北碚,重新写作《中国文化要义》。
1947年,退出民盟后,创办勉仁文学院,从事讲学与著述。
1949年夏秋间,晋谒贡嗄上师,领取无上大手印,接受灌顶。自8月初至9月初,与罗庸、谢无量等在北碚缙云山上修习藏密功法。11月,《中国文化要义》出版。
1950年9月,建议设置中国文化研究所。10月,写作《中国建国之路》。
1952年8月,向毛泽东提出去苏联作学术研究,未果。
1956年8月,居京西八大处习静
1960年,开始写作《人心与人生》。
1966年,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。8月,先生被赶出居室,暂住小屋内。9月至11月写出《儒佛异同论》。
1974年1月,写作《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》,并在政协学习会上讲演。
1975年7月,完成《人心与人生》。重新写作《东方学术概观》。
1984年,《人心与人生》出版。中国文化书院于北京成立,先生任院务委员会主席。
1985年3月,在中国文化书院第一届讲习班上讲演。
1986年11月,《东方学概观》出版。
1988年6月23日,在北京逝世。墓地在桂林市穿山公园。一部分骨灰埋在山东省邹平县小黄山。[5]
期间,自1950年初应邀来北京,历任第一、二、三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,第五、六届全国政协常委。1955年后主要在家从事理论研究,发表了《人心与人生》、《东方学术概观》、《中国人》等著作。八十年代后期,以九十多岁高龄仍然著文、演讲,继续宣传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。1980年后,相继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,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,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,中国文化书院发展基金会主席等职。[3]

学术成就 编辑

梁漱溟 梁漱溟
梁漱溟自称“是一个有思想,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”。他把孔子孟子王阳明的儒家思想,佛教哲学和西方柏格森的“生命哲学”糅合在一起,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、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,提出以“意欲”为根本,又赋予中国传统哲学中“生生”概念以本体论和近代生物进化论的意义,认为“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,托乎生活而存者也”,“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”(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)。
在东西文化观上,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、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,称“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、持中国其根本精神的”,与向前看和向后看的西方和印度文化有别。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,以儒家学说为根本,以伦理为本位,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,比西洋文化要来得“高妙”,认定“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”,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,才能使人们尝到“人生的真味”。断定中国是一个“职业分途”、“伦理本位”的社会,缺乏“阶级的分野”(《中国文化要义》),因此反对阶级斗争的理论,以为应该通过恢复“法制礼俗”来巩固社会秩序,并“以农业引导工业的民族复兴”(《乡村建设理论》)。
其著作除以上所提到的之外,尚有:《印度哲学概论》、《唯识述义》等,今编有八卷本的《梁漱溟全集》。[6]

政治主张 编辑

梁漱溟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。甲午战争前与同时代的志士仁人一样,为民族独立、为国家富强积极追求探索。他曾醉心于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实现,先赞成“君主立宪”,随后又加入同盟会,投身辛亥革命,后来他转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改造旧中国,建设新中国的“路向”。他认为中国是北京女s“伦理本位,职业分途”的特殊社会形态,必须从乡村入手,以教育为手段来改造社会,并积极从事乡村建设的实践。但由于他认为中国缺乏阶级,不赞成用暴力革命解决中国社会问题,到头来他虽付出“一生心血、全副肝胆”的努力,仍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他的宿愿。新中国建立后,他“醒悟”到自己走的是改良主义的道路,是行不通的。
抗日战争爆发后,梁漱溟坚决主张团结抗日,一致对外,提出“一多相容,透明政权”的主张。他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、挑起“党争”、破坏抗战,忧心如焚。为联合中间势力,形成政团力量,促进联合抗日,梁先生发起参与组织“统一建国同志会”,又是“中国民主政团同盟”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。1941年,在《光明报》发表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,明确主张“实践民主精神,结束党治”,“厉行法治,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之自由”。1943年,梁先生对国民党当局“民有痛痒务掩之,士有气节必摧之”的独裁专制极为不满,断然拒绝参加国民党一手操办的所谓“宪政实施协进会”。1946年梁先生任民盟秘书长,积极参加了当时的政治协商会议,同其他民主人士一道为争取国内和平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。同年,梁先生受民盟总部委托赴昆明调查“李闻惨案”,发表《李闻案调查报告》、《李闻被杀真相》,旗帜鲜明,义正词严地痛斥国民党特务的暴行。解放前夕,梁漱溟拒绝参与国民党策划的假和谈,在重庆等待解放,1955年,他发表告台湾同胞书,呼吁“台湾同胞归来欢聚”,使“祖国统一达到完整无缺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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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漱溟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,他同情并敬重中国共产党改造社会的精神和为之进行的努力。思想意识上的分歧并没有妨碍他在争取独立、民主的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。梁先生曾两次访问延安,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多次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。全国解放后,为国家统一和经济发展的形势所鼓舞,庄严宣布:“我已经认定跟着共产党走了。”并对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行了认真的反思。同时,他以“帮助共产党认识旧中国”为己任,对解放初期的政治运动提出意见和建议。1974年在“批林批孔”运动中,梁先生反对以非历史的观点评价孔子,反对把批判孔子与批判林彪相并提,并为刘少奇彭德怀同志辩护。当受到围攻时,他傲然宣称,“三军可夺帅,匹夫不可夺志。”表现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敢于坚持真理的高尚品格。[6]北京女s

人物轶事 编辑

佛学修养

梁漱溟北京女s 梁漱溟
1916年,在其时的内阁司法部任秘书期间,梁漱溟曾经杜门研佛三年。梁漱溟终身不坐人力车,据他自己说是因为年轻时碰见一个老人拉着人力车,内心感到痛楚难忍。其后一年因为研究印度哲学被蔡元培延请到北大,中学毕业而荣登大学教授座席。在北大的七年时间,他发表了诸多影响深远的专著,1919年《印度哲学概论》问世,其后两年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出版,此书一度再版八次。
信佛的梁漱溟却也有自己的规矩,后来在抗战时梁漱溟曾带着学生深入前线,他写信给儿子梁培宽称“时人说一不怕苦,二不怕死。此行盖践之以。”
尽管对佛学钻研很深,但1918年其父亲梁济沉潭自尽后,梁漱溟开始折入儒学,多年以后有人称梁漱溟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。梁濑溟曾对学生说,他与哲学无缘。他不懂什么北京女s叫哲学。他就是这样,误打误撞地进了哲学的门。[6]

教育与实践

梁漱溟著乡村建设理论 梁漱溟著乡村建设理论
梁漱溟认为,东西方教育存在根本的差异,中国人传统的教育侧重“情意”教育,例如孝悌之教;而西方人侧重“知识”教育,例如自然科学之教。东西方教育各有得失,应该相互借鉴。但是,近代以来,中国备受列强欺凌。为了民族自救,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,教育模式也全部西方化。对此,梁漱溟尖锐地批评说:“学校制度自从欧美流人中国社会以来,始终未见到何等的成功,倒贻给社会许多的病痛”,“现在学校教育,是使聪明的人变成愚钝,使有能力的人变为无能力的废物”。在二三十年代的众多演讲和文章之中,梁漱溟反复抨击西式现代教育的种种弊端。
1928年梁漱溟在河南进行过短期的村治实验,1931年又来到山东的邹平,进行了长达七年的乡村建设运动,后来实验区逐步扩大到全省十几个县,在海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。[7]
梁漱溟甚至把他的这种教育方法用到了自己的政治试验上。
1917年,梁漱溟出任北大讲师的时候完成了他的巨著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,他在这一时期显露出入世济人的心怀,称“吾辈不出如苍生何”。他把解决中国问题的重点,落实在社会改造上,他想出的办法是“乡治”。
在成功说服军阀韩复榘后,梁漱溟得以在河南、山东开始他的“乡村自治”试验。梁漱溟发起的这一运动因为抗战被迫中断了。[6]

与毛泽东

梁漱溟与毛泽东 梁漱溟与毛泽东
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岁。1918年,两人在杨昌济(杨开慧的父亲)先生的家里初识,当时梁漱溟是北大哲学系讲师,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。20年后,梁漱溟到延安,在16天里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交谈,有两次是通宵达旦。
1950年1月,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再三邀请下,梁漱溟由重庆来到北京,毛泽东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,还专门派车接他,招待吃饭,由于梁漱溟吃素,毛泽东大声嘱咐:“我们也统统吃素,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!”当毛泽东得知他还借住在亲戚家里时,马上派人安排,让他住进颐和园内的一处小院里。
在这段时间里,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十分融洽,经常来往,两人之间有时谈得兴高采烈,有时又不欢而散。也许正是不分上下的朋友关系,使梁漱溟一时忘乎所以,才惹出1953年的那段公案。
在1953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(后来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),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,在小组讨论的时候,梁漱溟的发言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。
梁漱溟认为,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,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,但自进入城市之后,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,从农民成长起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,乡村便不免空虚。特别是近几年来,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,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,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,城里不能容,又赶他们回去,形成矛盾。
对于梁漱溟的发言,毛泽东很不以为然,此后几天,会议对梁漱溟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。梁漱溟震惊不已。他的牛脾气又犯了,不顾一切地要求发言,并与毛泽东激烈争吵,直到有人在会场上大喊“梁漱溟滚下台来!”这场惊心动魄的争吵才匆匆结束。
随后,毛泽东给梁漱溟的问题定下了基调:虽“反动”,但不算反革命;要批判,但也要给“出路”。
30年后,90岁高龄的梁漱溟谈及此事,意味深长地说:“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,讲话不分场合,使他(指毛泽东)很为难,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,这是我的不对。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,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,这些都是难免的,可以理解的,没有什么。那件事后,我的政协委员照当,生活待遇照旧,也没有受到任何组织处理,我知道那是毛泽东的意思。他已故世了,我感到深深的寂寞……”[6]

善于思考

梁漱溟 梁漱溟
梁漱溟在家里亦不苟言笑,爱好和人讨论,也爱好书法。但他最大的爱好却是思考问题。
梁漱溟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有思想,而且本着自己的思想去行动的人。因为思考问题,梁漱溟经常失眠。脑子一开动起来,很难刹住车。后来到北大教书,因为失眠,他还向学校提出过辞职。每隔一段时间,梁漱溟会躲起来安静思考、潜心推究。
梁漱溟耗时最长的志业,在于沟通中西文化鸿沟。“为往圣继绝学,为来世开太平”。1955年7月,梁漱溟开始写《人心与人生》自序。梁培恕回忆,这年初夏,父子同游北海公园,先生说起他即要动手写的《人心与人生》,以平静而深沉的声音说,“这本书不写出来,我的心不死!”书完成以后,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:“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”。[6]

直言文革

毛泽东争吵之后,梁漱溟开始深居简出,很少开口。1956年11月,在“大鸣大放”的高潮中,许多朋友认为梁漱溟应当出来说说话,出出气,但梁漱溟沉住气,决定旁观一段时间,结果,在随之而来的“反右”斗争中,那些朋友当中的许多人被戴上了“右派”帽子,而梁漱溟却侥幸躲过一劫。
1966年,“文革”浪潮席卷全国,梁漱溟也在劫难逃,他的家被抄,不得不栖身于北京鼓楼铸钟厂两间小破屋中,政治上更是莫名其妙地被补戴了一顶“右派”帽子。
1972年底,全国掀起“批林批孔运动”。梁漱溟参加政协组织学习近一个月,却一言不发。于是,有人说梁漱溟与孔子有着割不断的“阶级感情”。梁漱溟终于开口了,他花了两个半天时间,讲自己对“批林批孔”的意见。他说,我只批林,不批孔。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,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,所以我不批孔,至于批林,我认为林彪谈不上有什么政治路线,不过一心要搞政变夺权而已。
梁漱溟这番话一出口,政协学习组立即开始批判梁漱溟。从1974年2月到9月,先后6个月地分小组批判,然后是两个月的批判大会。然而,当组织者询问梁漱溟有何感想时,他却一字一句地回答说:三军可夺帅也,匹夫不可夺志也。
1976年,“四人帮”垮台,在“两个凡是”笼罩的气氛中,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一针见血地说:“文革”搞糟了,“文革”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。此时,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没有开始,梁漱溟的话可谓先声夺人。
同时,在1978年的政协会上他又说道:“我国过去的成功和胜利,的确是靠毛主席的领导”。他还一再强调:“我并不因为说他,批评他,而否认他的成功”,“从一九四九年建国,二三十年来,中国国内的建设、国外的威望,没法不承认是了不起的成功”。[9]
1979年初,全国第五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,邓小平当选全国政协主席,梁漱溟当选为政协常委。升了“官”的梁漱溟在这次会议上再次向“文革”开了火,时年他已85岁。尽管一批老干部在私下场合对“文革”已经开始否定,对“两个凡是”也表示了不同意见,但公开讲话否定“文革”的还没有,梁漱溟是第一个。10个月之后,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,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,梁漱溟担任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。[10-11]

个人评价 编辑

毛泽东选集第五卷《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》:①为什么他又能当上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呢?中共为什么提他做这个委员呢?就是因为他还能欺骗一部分人,还有一点欺骗的作用。他就是凭这个骗人的资格,他就是有这个骗人的资格。②在梁漱溟看来,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,这就叫有“雅量”;不承认他是正确的,那就叫没有“雅量”。那样的“雅量”,我们大概不会有。但是,我们这一点“雅量”还是有的: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。”[6]
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:在梁漱溟身上看见了甘地[12]
著名学者林毓生认为:梁漱溟与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。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,是构思宏大的社会改造试验,尝试将西方现代化的优点与中国文化的优点融合起来,为此进行了积极而可贵的探索。[12]
著名学者许纪霖:①现在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,都是学者专家,为稻粱谋,有专业精神,但不再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。中国社会仍然处在转型期,我们还需要梁漱溟式的人物。②放着北大教授不做,梁漱溟居然去进行乡村建设的尝试,这是很不容易的。因为在他看来,儒家的义理不是在课堂谈谈就可以,而是要在生活中特别是乡村生活里去实践的。[6]
1988年7月8日,新华社播发了《人民日报》纪念文章《三军可以夺帅,匹夫不可夺志——梁漱溟走完百年人生旅程》。[8]
新华网、人民网《梁漱溟诞辰120周年:中国知识分子的操守与担当》:梁漱溟认定,尽管目前东方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,几有断绝之虞,但这却是暂时的,中国文化不仅仅不应该断绝、也不会断绝;不仅仅会在中国复兴,实现中国的富强,更是会走向世界——正如古希腊文化在近代西方的命运一般。[13-14]

个人著述 编辑

专著
梁漱溟全集 梁漱溟全集
《究元决疑论》初刊于1916年《东方杂志》,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。后收入《梁漱溟全集》第一卷。《印度哲学概论》1918年1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,转年12月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后收入《全集》第一卷。《唯识述义》(第一册)1920年1月由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印刷,北京大学出版部发行。后收入《全集》第一卷。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1921年10月由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初版,1922年1月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后收入《全集》第一卷。《乡村建设大意》1936年1月由山东邹平乡村书店初版。后收入《全集》第一卷。《乡村建设理论》1937年3月由山东邹平乡村书店初版。后收入《全集》第二卷。《答乡村建设批判》写成于1940年8月,1941年2月由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。后收入《全集》第二卷。《中国文化要义》写作于1942年至1949年。1949年11月由成都路明书店初版。1987年6月由上海学林出版社重印。后收入《全集》第三卷。《人心与人生》写作于1960年至1975年。1984年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初版。后收入《全集》第三卷。《我的自学小史》1942年写成前十一节,连载于当年桂林《自学》月刊。1947年在上海出版单行本。1974年开始增写至十八节。全文首次发表于1987年出版的文集《我的努力与反省》。[15]
文集
《梁漱溟先生在晋讲演笔记》1922年2月由山西省教育会发行。《漱冥卅前文录》1923年1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。《漱冥卅后文录》1930年7月商务印书馆出版。《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》1932年北京村治月刊社出版。《乡村建设论文集》1934年8月由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出版股发行。此文集有两种文本,标有“第一集”者所收篇目为多。《梁漱溟先生教育文录》1935年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出版。《朝话》1937年6月由山东邹平乡村书店出版,1939年由重庆乡村书店出版增订版。另有40年代商务印书馆版和中国文化服务社版。1988年1月教育出版社本仍有增删。后收入《全集》第二卷。《梁漱溟教育论文集》1945年开明书店出版。《漱溟最近文录》1944年江西中华正气出版社出版。《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论集》1949年11月成都龙山书局出版。《东方学术概观》1986年11月由巴蜀书社出版。《我的努力与反省》1987年6月由漓江出版社出版。《忆往谈旧录》1987年12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。《勉仁斋谈书录》1988年6月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。[15]
论文
梁漱溟文稿 梁漱溟文稿
《谈佛》原刊于1914年2月《正谊》,后收入《全集》第四卷。《东西人的教育之不同》原刊于1922年《教育杂志》,曾收入《漱冥卅前文录》。后收入《全集》第四卷。《办学意见述略》原刊1924年6月18日《北京大学日刊》,曾收入《漱冥卅后文录》。后收入《全集》第四卷。《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》原刊于1929年11月《村治》,曾收入《漱冥卅前文录》。后收入《全集》第四卷。《主编本刊之自白》原刊于1930年6月《村治》,后收入《全集》第五卷。《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》原刊1930年6月《村治》,后收入《全集》第五卷。《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》原刊于1930年11月《村治》,后收入《全集》第五卷。《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》1930年7月起在《村治》连载,后收入《全集》第五卷。《我们政治上的第二个不通的路》1931年9月起在《村治》连载,后收入《全集》第五卷。《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》初次刊登于1933年9月《乡村建设》,后收入《全集》第五卷。《村学乡学须知》原刊于1934年2月《乡村建设》,后收入《全集》第五卷。《精神陶炼要旨》原刊于1934年10月《乡村建设》,后收入《全集》第五卷。《儒佛异同论》写作于1966年,初刊于1986年11月出版的文集《东方学术概观》。后收入《全集》第七卷。《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》写作于1974年,初刊于文集《东方学术概观》。后收入《全集》第七卷。《东方学术概观》写作于1975年,初刊于1986年文集《东方学术概观》。后收入《全集》第七卷。《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合印叙》写作于1965年3月。《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》一书出版于1988年12月,后收入《梁漱溟全集》第四卷。《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》写作于1969年,初刊于1979年《中国哲学》第一辑。后收入《梁漱溟全集》第七卷。[15]

家庭成员 编辑

梁漱溟和儿子 梁漱溟和儿子
梁漱溟远祖为元朝宗室,父梁济(巨川)(1858-1918年),内阁侍读,著有《桂林梁先生遗书》。母张氏,大理人,白族。曾在北京女学传习所任教。兄焕鼐,日本明治大学商科毕业;妹焕诘、焕绅,均毕业于京师女子师范学堂。
梁漱溟原配夫人黄靖贤(1921-1935)育有长子:梁培宽,次子:梁培恕。第二任妻子陈树芬[6]

人物纪念 编辑

山东梁漱溟纪念馆
梁漱溟纪念馆,始建于1993年梁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,由山东邹平县一中、县政协、梁漱溟在京家属联合创办,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题写馆名。2013年,为纪念梁先生诞辰120周年,邹平一中又对纪念馆进行了扩建。该馆为全国唯一的梁漱溟纪念馆。新馆位于邹平一中务本楼七楼,建筑面积600平米,建有“生平馆”“乡建馆”“书画馆”三个展厅,共展出展板200多块,图片1000多幅,梁先生生前遗物、各种版本的图书、手稿、书画900多件。[16]
重庆漱溟馆
漱溟馆 漱溟馆
重庆勉仁中学位于嘉陵江畔缙云山下的金刚碑五指山11号。漱溟馆位于学校门口左边的一角,由梁漱溟半身雕像和一道扇型的回廊组成,石雕像的基座上有费孝通题写的“漱溟馆”三个大字,回廊里陈设着梁漱溟生平简介、在重庆时期的主要活动照片和各个时期的书法复印件。[17]
北京小铜井一号
梁漱溟在北京所居多处,但以西城积水潭畔小铜井一号居住最久。小铜井一号,原为其父梁济(字巨川)先生书斋。居所背倚古都城墙,左挽汇通古刹,右涟大小铜井,前俯净业湖水,住宅与西花园占地达一千多平方米。[18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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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资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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